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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今：洗手 | 开云网

在 “金盆洗手”和“洗手不干”这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里，“洗手”一词就运用得非常传神——把手洗得干干净净之后，便能彻底地挥别黑色的过去，掀开人生崭新的一页了；而这，和松浦弥太郎文中所说的“重新调整心态”是不谋而合的。

最近这几年，我曾到非洲多个国家旅行。时至今日，非洲不计其数的贫瘠村庄，依然没有水电供应。每天早上，总看到男女老幼赤着双足，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小河去汲水，然后，把沉甸甸的木桶顶在头上，把水带回村庄，供全家大小炊食饮用。用这桶来回奔波将近10公里的水去洗手？不不不，太奢侈了。

最让我震撼的，是埃塞尔比亚原始部族Dasanch的生活。我们必须乘坐独木舟划经一道小河，才能抵达那个偏远的村庄奥莫拉特（Omorate）。那道河流，乌黑邋遢，上面还讳莫如深地漂浮着一块块来历不明的东西，阴阴地散发着熏人的臭气。当独木舟靠岸时，我赫然看到好些小孩就坐在河畔，用手舀起河水，直接往口里送！在这个贫穷而又封闭的村庄里，这条河，就是村民主要的水源。至于那洁净如水晶的自来水，是他们在梦里也见不着的。

实际上，“洗手”这个词是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意象的。

每时每刻，每个场所，每个犄角旮旯，都会听到，看到，接触到上述提示。

几年前，我曾在杂志上读过一则由林佳容翻译的短文《重视洗手这件事》，作者松浦弥太郎巧妙地把“洗手”这事提升到一个哲理的境界。他认为，洗手不仅可以转换情绪，也能重新调整心态；特别是，在洗手时，会刻意想着：接下来，每一件事，都用全新的、干净的手去处理。他说：“有一种说法叫‘放水流’，就像把心中的疙瘩传到指尖，让水流去一样。洗手时稍微洗久一点，心里大概就会安定下来了。”

在娱乐情弥漫的当儿，能以予取予求的自来水洗手，我心存感激。

记得洗手。

就算是想象力绝顶丰富的人，也不可能意料得到，在病毒蹂躏全球的今日，“洗手”这个日常的小动作，居然能够起着“保命”的作用；而许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必须洗手而又有水可洗，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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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王建脍炙人口的《新嫁娘词三首》，当中的“洗手”二字，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和韵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在这里，洗手这个小动作，就将新嫁娘那种战战兢兢而又郑重其事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除此之外，“洗手”这个词也凸显了她此后在夫家所扮演的新角色。

记得洗手。

洗手，这件寻常不过的小事，在病毒肆虐的今日，竟然变成了可以助以逃脱死神魔掌的大事。宛如魑魅魍魉的冠状病毒，会随着飞沫不动声色地粘附在许多东西的表面上，金属、塑料、玻璃、木板……处处都是陷阱和危机，不慎以手一触，它便如影随形，伺机致人于死地。唯有勤于用肥皂洗手，才可以在它潜入人体之前把它歼灭。有关当局因此苦口婆心地反复提醒：洗手啊洗手！

记得洗手。

工会领袖：雇佣补贴让雇主重新考虑避免裁员 | 开云网

食品饮料及同行业工友联合会会长张爱红昨天（4月30日）在李显龙总理发表劳动节献词之后，接受本地媒体的虚拟采访时透露以上消息。

全国导师与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健雄也说，由于今年有可能无法恢复学校的课外活动，很多导师生计大受影响。他希望教育部能尽快确认是否会支付学费。他希望未来有更多学校改用月薪制度聘用课外活动导师，以便让后者有更稳定的收入。

张爱红也说，一些雇员也主动提出休无薪假，以便与公司共度时艰，现在也有不少酒店让员工尽可能清年假，或者补假，“这也能削减不少成本。”

他也说：“一些雇主目前也无法为客工提供餐食，我们也在和志愿团体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有雇员主动休无薪假

李总理在劳动节献词中指出，政府投入巨资帮助国人保住工作，但薪金减少在所难免，希望国人咬紧牙关撑过眼前这段时期。对此，全国职工总会中央委员会副会长、新航工程师与执行人员联合会秘书长王辉亮指出，员工能够体谅现在是非常时期，因此能够接受减薪保留工作的做法，工会也承诺尽可能帮助受影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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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减少、甚至不能开工，客工收入也受影响，尤其通过加班赚取额外收入者。外籍劳工中心主席杨木光说，客工能够接受这个客观事实，中心也会继续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对方是否需要帮助，优先帮助客工领取薪水和汇款回家。

至于如何为冠病娱乐情以后的经济做好准备，全国职工总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食品饮料及同行业工友联合会副秘书长林文生说，培训是最好的方式。“我们的每个工会的工友都在不同职场上班，所以我们须按照他们的工作提供训练。”

王辉亮也指出，工作忙起来很难有时间培训，“现在是机会。”

冠病娱乐情对酒店业造成巨大冲击，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雇主曾考虑通过裁员来应对眼前难关，但政府推出雇佣补贴计划津贴本地员工75％薪水之后，这些雇主重新核算人力成本，探讨能否避免裁员。

她指出，工会确实已经接到酒店业雇主有意裁员的通知。“但一些管理层人员愿意和我们合作，暂时不采取极端的措施……毕竟有经验的员工很宝贵，现在裁退了，未来经济复苏时想要聘回来不太容易。”

娱劫之下：无力、无助和无奈的文学 | 开云网

让文学不是文学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之望吧。

新冠肺炎（现称冠状病毒疾病）到来了。

可怕的不是文学在历史中的角色更替和边缘，而是作家明知它无力、无助和被边缘，还为这无力、无助鼓着掌，为无力、无助的写作大声地喊着“好！好！好！”将文学最后的尊严和体面剥下来，看着文学倒下死去后，以为自己是拯救文学的作家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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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有权利苛责在一片哭声中，有人成为呐喊者和振臂高呼的人；也不应该苛责在无数真相不明时，就有诗人、作家、教授和知识分子在政治正确的选择上，早早地宣告了他的选择、立场和判断。世界上很少有人能理解中国作家的怯弱和无奈，一如南极羸弱的企鹅们，只能在寒冷中才可以活下去。这也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的境遇吧。境遇往往决定了作家与作家、文学和文学的高下和截然之不同。在中国，有人完全可以那样讲，但允许别人这样去说就是问题了。甚或说，伟大的作品本身就一定是异音。没有异音就没有文学吧，更别说会有伟大作品了。允许异音的存在远比意外产生了一部、几部伟大的作品更为急迫和重要。没有人能理解中国作家的无力、无助和无奈。也没有人能理解，中国作家并不十分珍惜和需要你可以那样、我可以这样的包容和自由。人类都有天冷了大家都冷，天暖了大家都暖那众皆同一之心理。然而真的能众皆同一吗？就作家、文坛这一散淡的群体言，事实是在寒冬真的到来时，真的天冷了，我还比你多一件人家派发、奖励的棉袄在身上。这也就是今天中国作家和文学的微妙、尴尬和悲凉。因为在一片真真正正的寒冷中，大多作家都还比别人多着一件御寒的棉袄哪。

在战争和娱乐劫到来时，是有作家甘愿成为“战士”和“记者”的。他们的声音会比枪声响得还要远。那异响的声音许多时候能让对面的刺刀收回去，让对方的炮声哑下来，如同巴别尔和海明威，诺曼·梅勒、辛格和奥威尔。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在战争中成为记者才是好作家，而是说，一个作家在战争中看不到死亡、听不到枪声是多么残酷、荒谬的事。甚或说，他明明看到死亡了，听到枪声了，又要把那枪声说成是凯旋将至的鞭炮声，那将是更为荒谬得比战争和娱乐情更为可怕的事。虽然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过“上午战争爆发，下午去洗澡”，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是对荒谬最为敏感，并真正写出荒谬的人。而我们，却往往是会把枪声当成鞭炮的人，甚或会拿起自己的笔，去证明荒谬的正常如枪声确实就是鞭炮声。

这缘由来自两个起源点，一是伟大的文学早已瀚浩如烟，该写的似乎已被前人写出或写尽；二是伟大的文学，必然产生于适宜它产生的时代里。而今天，这时代属于网络与科技，属于别的什么，文学只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与配角，而非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那样儿，文学是世界舞台上的一角文化立柱和主演。

确真实在地说，在中国，有太多的作家才华横溢了。而中国文学的症结并不完全在于人家让我们写什么和不让写什么，还在于我们自己知道应该写什么却偏偏不去写什么。混沌苟活是一件事，不得不苟活是另外一件事。但清醒而自愿地苟活就是另外中的另外了。我知道我是苟活者，但却能从苟活中获得幸福和快乐，这是今天中国人的一种秉性和文化，是一种遗传和特质。文学是无力、无助和无奈的，但作家不仅不为这无力、无助、无奈去思考，却可能还会用自己的笔墨、声音和权力，去为造成荒谬、死亡、哭泣的现实谱曲唱出赞美诗。会为了苟活和正确，就拿英雄的鞋只去覆盖在通往死者坟茔的脚印上，这就让文学不仅无力、无助和无奈，而且让文学变得恶为了。

这也就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一种吧，是作家自己去充当了文学的刽子手。中国文学的悲哀在于许多作家在寒冷中，都比别人多有一件棉袄穿。而出路，也在于人们都在寒冷中，那些多穿一件棉袄的人，能否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不然文学就是无望的，甚或就是恶为的。

中国文学的悲哀在于许多作家在寒冷中，都比别人多有一件棉袄穿。而出路，也在于人们都在寒冷中，那些多穿一件棉袄的人，能否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不然文学就是无望的，甚或就是恶为的。

人类在劫难面前没有异音的存在才是最大的劫难吧。

我一向怀疑今天的文学有人们说的那种大意义。

在这之力、之望间，在文学淡远与娱乐劫切近的激荡处，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文学面对汹涌袭来的浩劫的无力与无助。它既不能变为口罩被送到娱乐区去，也不会真正成为医用的一套防护服。需要食饮时，它不是牛奶和面包；需要蔬菜时，它不是萝卜、白菜和青芹。甚至人们在不安的恐慌、焦虑中，它也不能成为一支一管的安慰剂。为什么中国的部分官方媒体和几乎全部有思考的民间声音里，都不约而同地把封城的武汉称为“奥斯维辛”呢？为什么总是要把奥斯维辛和“诗”联系在一起？因为武汉和新冠肺炎已经成为隐喻了。因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里，中国社会再次体会了包容异音的重要性。也再次用生死去证明，在奥斯维辛中能写诗时还是要写诗。因为这时的诗，它不是诗，它是异音、传递和活着。如果当年在奥斯维辛中还有人能写诗，并将那诗传出来，那么奥斯维辛就不会持续那么久，不会有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蝼蚁般被法西斯踩在脚下还要被拧着的脚掌走过去。

产生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除非天才才可以得到上天之眷顾，写出逆世横生、惊天动地的伟大作品来。至少在中国，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已经悄然结束了，如今的现实和情势，是我说的难以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吧。世界文学已经有了19和20世纪200年一整体的光耀与辉煌，人类历史已经对起文学了。余落作家该做的事，就是尽力要把配角演出光彩来。在许多的小说、电影、戏剧里，配角的光彩是胜过主角的——我们不懈不懈地探求和写作，大约也就是为了这点意外吧。为了意外的伟大而写作，但我们也不会忘记主角终归是主角，配角终归是配角的扮演和历史分工这当儿事。默认文学的边缘不是一件坏事情，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作家仅仅是作家。知道作家在这个时代里，他（她）想干什么和他们只能干什么。

它果真如不该有的一场战争却又突然枪声四起样，不光是武汉、湖北和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一步步地被拖陷入了这场灾难里。中国的内陆城市——武汉是这场娱乐劫的中心点，娱乐疾和死亡的劫难宛若海啸的中心朝着四周和世界推延和卷袭。人类可能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来证明“人类是一个共同体”。荒谬与倒错，永远都是人类史的一部分。在这荒谬与倒错中，逝者的生命还没有闭上眼，哀嚎的哭声和眼泪，都还漫滚在城镇的街道和乡村百姓的屋檐下。中国数万的医护人员们，抛家离子地轮番着朝武汉、湖北奔涌去救治。在医护人员用生命抵抗娱乐情和死亡时，许多医护人员自己也成为了逝者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说，无论娱乐源的起点在哪儿，而娱乐情的蔓延是从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的漏隙爆发出来的。但自武汉封城后，整个中国很快结为一体了，仿佛一片散柴被迅速捆绑在一起燃烧着。因此间，人性的丑恶如潮柴黑烟在我们中间缭绕和漫卷；而人性的光辉与纯正，也如耀眼之火光，温暖、照亮着世界、天地、人群和一个民族最民间的根须和草芥。

战争中如果没有以真为命的战地记者在，那是真正的愚蠢和可怕。

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到了前线和战场上，都像巴别尔、海明威和奥威尔一样在枪声中、战场上也还握着笔。但我想，每一个写作的人，都知道托尔斯泰如果没有当过兵，他如何去写《战争与和平》？雷马克没有在一战中参战并负伤，他如何去写《西线无战事》？至于约瑟夫·海勒与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古内特与他的《冠军早餐》等，还有加缪与《鼠娱乐》，若泽·萨马拉戈与《失明症漫记》等，他们都是作为异音存在的。这些异音相关战争的，前者都曾经是空军的士兵或俘虏；而后者，则都对人类的疾娱乐有着极深的了解和感受。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境况是轮到中国作家该写些什么了。轮到中国作家该写出最疼痛异化的人，最荒谬不堪的历史和最独有创见的作品了。中国作家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中，亲历、目睹了太多的荒谬、死亡和灾难；亲历、目睹了疾娱乐的爆发，死亡和劫难遗忘后的再爆发。经历了这些后，我们会像加缪和萨马拉戈一样去思考人的孤独、记忆和人类困境吗？会像他们那样去面对人、现实和世界的真相而用创见去抵达更深切的某种真实吗？会写还是不会写？写了又会写出一些什么呢？

（作者是中国作家）

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族力量吧。